蜻蜓的告白

在進台大之前，我曾幻想當一名勤奮的文藝青年。一深入接觸到風起雲湧的社會街頭運動之後，自認也不是當革命青年的料。曾經在台灣貿易界待了數年，後來在法國修習國土規劃和社會學博士研究(E.H.E.S.S.)，新的計劃是自行創業。籌備時期則繼續多年的活動　:　中英法翻譯，中文教學和中日書法研習。這麼多年來都是用法文思考論戰，重拾中文寫作有種當新鮮人的感覺。

我在三十歲那年辭掉台北的工作。不想在台灣考研究所，但是帶著有限的積蓄，和不怕死的冒險精神，闖法國的高等社會科學院(E.H.E.S.S.)和巴黎第八大學的社會學研究所。很好運，竟然一共有三個教授要收我(其中兩個都在E.H.E.S.S.任職，照理說，也不應該有這種事發生)，我不想住巴黎，所以就選了馬賽的E.H.E.S.S.的分院。我重新拾起書本的理由也是既簡單又複雜，當時最具爆炸力的啟示是已逝的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自傳。他到美國唸書時已經三十多歲了，兩年後拿到碩士，因為畢業即失業，只好續修歷史學博士好賭個大學教職。等到他念完博士，又是十年後了。

我的人生境遇沒有他來得豐富，求學位的歷程也比他順利。社會學博士論文發誓不寫任何跟台灣有關的題目，因為碩士研究時已經寫過了，而且不想當國外教授的免費書僮(如果我是念漢學研究，那就另當別論)。我的研究理論工具是Norbert Elias的文明化歷程 (processus de civilisation, civilizing process, 說來好笑，在法國鑽研德語系的學問)，他老人家說得好，研究學者不要當象牙塔的白痴，研究要結合本身的經歷和經驗(即使是運動也算是一種技能性經驗，從事棒球運動的學者就不仿藉由棒球探究社會組織結構)。所以，我的研究個案是法國與日本的氣味工作者的比較，在台灣貿易界接觸歐洲葡萄酒和化妝品的經歷也因此不浪費。

我因為博士研究的關係而學習日文。還沒上課之前，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自修，背下也學好了上百個平假名和片假名。日文老師對我搖頭，她說，通常，平假名和片假名是可以讓她混一年的課程。我的答案是，我不是學來修身養性的，我的研究工作可不是百年大業。而且，我的外語學習經驗豐富，也在教中文，上手快是正常。不過，等博士研究告一段落之後，我就放自己長假，只專找日本人作法文和日文的交換，以聊天代替背書。當然，這也是因為我可以大言不慚，我的法文比許多法國人都來得好，否則就無法如此闖江湖。遇到一句法文也不會的日本人則是我練習英文的機會。在法國，我認識的台灣人人數用一隻手就可以數完，我交往的日本人則是好幾倍多，這也是一件我從沒有設想過的事情。

我住在法國南部的馬賽(Marseille)的市中心。這座城市號稱是法國第二大城，不過，以各種硬體建設而言，絕對比里昂(Lyon)來得落後，以「文化素質」來說，最具爭議性格的馬賽人是巴黎人心目中的未開化民族。我跟許多來自外地的法國人一樣，一開始，對這裡相當有意見，沒有一樣東西看得順眼。現在，我由衷喜歡這個地方。